记忆中的岁月

第一章
    一九六五年春，川北大地在连续几场春雨之后，空气显得格外潮湿、阴冷。在川北农民们的眼中，春旱是常年的事，春雨对庄稼人来说是珍贵无比的。所以才有“春雨贵如油”这句农谚。可是，今年的天公好像特别偏爱这片土地；入春后，它将往年难得的春雨不停地洒在山川田野上，所以，这里的小溪一直都在涓涓流淌，使曲水河的水量比往年尤其丰沛。到了中旬，天气更加晴朗，接连几天的阳光，环抱了河东黛碧苍苍的大云山与对岸龙凤山的层峦，大地复苏，山野泛绿，山坡上不时传出几声牛哞。曲水河水清彻见底。微风一过，河水悠悠荡漾，河中的倒影闪动，无论是飘逸的白云，还是凝重的苍山，随同蓝天、苍山的层峦，都会泛起许多斑斓。曲水河两岸的柳枝，新芽初绿，映在河中如同一群妩媚的少女，不停地扭动着腰肢，在迎风起舞。
    河边上站满了人群，其中有红旗大队和一生产队的干部。河边有一只小船，从船上走下来几位来客。他们大都面带春风、衣着整洁，和岸上一群衣襟陈旧、面容黝黑的庄稼人相比，一看就能认出他们是从城里来的。他们之中，除打头的是一位中年人而外，其余全是清一色的年轻人。
    这时，红旗大队支部书记包富立即率领一生产队干部迎上前去。大队长黄树良指挥大队宣传队敲起锣鼓，吹起唢呐，宁静的乡村顿时热闹起来。
包富用他的左手紧紧握住那位中年人的右手，长时间没有松开，口中不停地说：“邢队长辛苦了，同志们辛苦了……”
    社教工作队邢由权队长频频点头，客气地向大家微笑着：“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的。上级党委要我们来帮助大家走好社会主义道路，慰问乡亲们好哇！”
    黄树良与大家立即应道：“欢迎工作队，欢迎、欢迎……”
    送行的船夫把来客的被卷、包袱和脸盆交给来接的人群后，工作队的全体队员跟在包书记身后，在锣鼓声中被簇拥着向村口走去。

    红旗大队座落在大云山南麓，下辖九湾两坝。村口是一队地界，从河边下船，只要翻过一道小岭，很快就到了。
    邢队长站在村口的小岭上一望，眼前是一块被环山拥抱的平原。平原内大部分是稻田，现都蓄满了水。平原的西边是环绕的曲水河上游，河岸上还有片片桑田。他是农民的儿子，解放前只读了几天私塾，大多数时间都在同父辈们下地劳作。解放后，由积极分子入党当基层干部，基本上没有脱离农业生产。后来当公社书记，经常下队检查生产。所以，对农村工作很熟悉。今春，川北地区组织社教工作团，他被抽调来这里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也十分清楚，川北地区，到处是丘陵黄土，有水田的地方，才是难得的风水宝地。看见一片片越冬水田，他感慨地说：“包书记，你们大队还不错嘛！”
包富有些难为情，他说：“这是我们大队自然条件最好的生产队。其次是上坝的六队，就在那边。”他用左手指了指前面的山头：“其余的生产队都在山坡上……”
    邢队长关切地问：“社员们现在生活怎样？”
    黄树良抢上前去：“还不错。”
    从眼神上看，包富有点不高兴黄树良，他说：“黄队长，你马上去通知张队长，说工作队的同志一会就到了。还有，其他的人都回去吧。”
    黄树良带着大家怏怏离去。
    邢队长一行人，由包富领着，边走边拉家常，不知不觉就到了大队办公的地方。
大队办公室是过去唐家祠堂正屋，里面只有十多根长凳，一张老掉牙的书桌。以前，虽然地上灰尘寸多厚，可大队部的任何会议都在这里召开，任何决策都从这里发出。今天，办公室的墙壁和地皮都已打扫，凳子清洗得干干净净，而且地上还洒了水。
    祠堂厢房住着包富一家。靠边有两间草房，住着母子二人，儿子叫陈小虎，小名虎子。包妻一只眼残疾，手脚不灵便，包富昨天叫一生产队长安排虎子娘今天在办公室上班。当工作队人员到来时，虎子娘殷勤地笑迎上去。可是，工作队并没有在唐家祠堂歇下来。尽管包富再三邀请他们进办公室坐坐，哪怕是喝杯开水就走也行，可是，邢队长仍坚持照今天上午工作团与公社联席会精神行动。所以，包富只得又领着工作队员们走上大队部后面的山坡，来到四生产队的保管室，因为这里是联席会上议定的工作队员们的暂时住地。
    四生产队的晒坝建在大云山突出的回龙岭上，保管室就横建在岭脊靠山冠的石岩前边，地势比晒坝高一公尺左右，总共有三间瓦屋和几通工棚。这里视野十分开阔，既可以看到红旗大队全貌，又可以看到蜿蜒的曲水河与河对岸延绵的龙凤山。保管室里没有床，七名工作队员只能睡地铺，好在地面干燥。社员们弄了许多干谷草作垫，铺上草席和被褥，也还柔软暖和。保管室正中的那间是以前生产队开会与结算分配的地方，里面有两张大方桌，邢队长安排书记员罗兴和自己住，兼作办公用。其他三男二女，由女队员王翌琴和朱小兰挑了东端一间，剩下西端一间由男队员石玉春他们三人住。当他们安置下来后，天已放晚，社员张大娘依照队长的吩咐，送来用鲜菜煮的稀饭。工作队员们一吃上泉水煮的饭，觉得很香，尤其是薤头做的咸菜，大家吃得津津有味。他们本来想和来者搭拉几句，可是，这位农村妇女，不知是腼腆还是因为初见这群陌生人，一句话也不说就走开了。
    张大娘待工作队员吃完饭，过来收拾好碗筷就去了。邢队长没有召集队员们开会，只说自己和书记员有事商量，大家今天累了，该早点休息。石玉春觉得很纳闷，当月光从深邃的天空洒下来时，他决定邀王翌琴趁着月光到外面去走走。
    王翌琴和石玉春是嘉陵高中的同班同学，父亲是红色资本家，她读初中时就因思想进步，学习成绩优良参加了共青团。这次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渝江县从高完中学抽调学生极积分子，班主任就把时任毕业班班长的石玉春和团支书王翌琴推荐出来。值得他们高兴的是，这次组团分队，领导上竟把他们安排在一起。石玉春，今年十七岁。高高的个头，浓黑的眉毛下一对发亮的大眼睛，一举一动总透着几分英气。王翌琴今年十八岁。圆圆的脸蛋，白里透红，笑起来，一边一个酒窝。她是一个快活的姑娘，一对乌黑小辫，整天价不停地摇动着。石玉春来邀她，她不顾朱小兰的反对，爽快地答应下来。
工作队副队长家有急事没能与大家同行，从短训班出来后，邢队长有事只能找书记员罗兴商量。罗兴以前是渝江县委办公室见习秘书，参加工作时间不长，党龄也短，而且还在预备期内。但他毕竟是从学校走上工作岗位的，文化水平高，又在县委办公室工作了一年多，无论从政治思想上理论水平上，还是文化素养上，都倍受上级的青睐。他今年二十一岁了，还没女朋友。因为他把所有的心思用在了工作上，即使有人给他提亲，由于他反应相当冷淡，所以往往告吹。邢队长在工作团动员大会上认识了他，深知他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就把他要在了自己身边。此时，他问罗兴：“你看出什么来着？”
罗兴回答说：“刚踏上这块地皮，甚么情况也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好像有的人对我们很热情，也有的人对我们冷漠。还有，这里的社员面容憔悴，反映木呐。”
    邢队长说：“今后，我们的队员一定要多到社员家中走走，和他们亲近些，从中多了解些情况。”
罗兴问：“队长，我们的工作是否按原计划进行呢？”
    “我们现在就议一议，等任副队长一到，没意见就定下来。先商量一下明天咋办。”
习惯了在电灯光下工作的罗兴，对煤油灯的烟味觉得极不好受，不时地用手扇开偏向自己的烟柱。邢队长看在眼里，口中不言，心里头有些不高兴。他是工农出生的干部，所以，他认为罗兴有点太书生气。“小罗，咱们还是到屋外谈谈吧。”
    他们来到月光下，罗兴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后，心中畅快多了。他问道：“队长，任副队长几时来呢？”
    “他在工作团续了三天假，按理后天就到了。”邢队长叹道：“他是管组织的，没有他，真不好开展工作啊。”
    “那，我们是不是先把贫下中农见面会开了，队员们也好下队去。不认识几位贫下中农，同志们下队找谁去？”
    “不。我们还是多与基层干部衔接，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前，还不能代替他们的领导职能。”
“这不是与工作团的指示相违背吗？”
    “小罗啊，我看，灵活一点并不矛盾。虽然我们依靠的主要对象是贫下中农，但是，在我们没有掌握具体情况之前，分不清谁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好干部，谁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坏干部。只有依赖他们把工作面打开，才能熟悉他们，掌握他们过去，知道他们将来，才能分化瓦解他们，把这次运动搞深、搞透、搞彻底。”
    “你明天一早去叫包富和黄树良来，由他领我们下队去认识认识这里的生产队长和贫下中农群众。正好我们六个人，六个队，一人一个队。记住，女同志安排附近的队。”
罗兴认为这是队长的第一个指示，他明天一定要干得踏踏实实的，给队长一个好的印象。然而，今天他的确有些疲惫，已经接连打了几个呵嗨，就说“队长，如果没有其它的事，我们就休息了吧。”
邢由权说：“去吧，年轻人。外面月色正浓，我想一个人呆一会儿。”
    的确，在邢队长的心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思考：今天上午，他在向阳公社礼堂，由社教工作团和公社党委召开的联席会上，他认识了红旗大队支部书记包富。包富穿一身旧中山服，一只袖插在前面的下衣兜里，他想：怪不得人家称他为“一把手”呵！分组会上，公社书记袁朝鲜向他介绍了包富的情况，知道了他们都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包富是班长，袁朝鲜是连长，但不是一个部队的。袁朝鲜当了公社书记后，包富才从军人疗养院复员接受地方党委的安排。袁朝鲜对包富失去了一只右手，身体又不太好，大家都是朝鲜战场负伤后下来的，又都是在火线上入的党，很同情，就把他安排在公社当文书。由于包富没有妻小，无人照顾他的生活，袁朝鲜又托人给他作媒，娶了一位眼带残疾寡妇作妻。包富每月一十八元五角的薪水，一家三口确实不够花，袁朝鲜又亲自上渝江县民政局为他请得了每月四元的补助。后来，机关干部调整，包富因身残退了下来，袁朝鲜在公社党委会上，建议把包富安排在公社附近的红旗大队去作支部书记。不过，其中的原委，只在袁朝鲜心中。已丧失劳动能力的包富在哪里都会被看成是包袱，红旗大队的干部对这位下派太爷打心眼里不欢迎，工作上也不配合，使这几年红旗大队各项工作滞后。眼看群众生活的艰难，干部圈内，意见越闹越凶，包富拿出吃奶的劲也没法保住红旗，他心里暗暗着急。所以，工作团一来，袁朝鲜就把红旗大队与包富的情况，向负责该大队社教工作的他详细作了介绍。想到这里，邢队长对他先前的决定怀疑起来。
    石玉春和王翌琴来到岭头，回首看见邢队长和罗兴站在晒坝里，就走到前面那块大石的另一边去。王翌琴不高兴了：“干什么嘛，何必鬼鬼崇崇的。”石玉春来了个王顾左右而言他：“翌琴，你看，这里的月亮比城里的月亮亮多了。”

    张大娘回到家，一眼看见堂屋里坐满了人，有男有女，约一、二十个，老头子正陪着来客谈话。女人们为了打听消息，过去对满屋的烟气很反感，动辄就干涉她们的当家人，现在也耐心地坐在那里。老头子张友和正不时地向男客递上自己种自己卷的叶子烟，抬眼看到自己的老伴从灶屋里出来，高兴地说：“这不，娃他娘就回来了。”众人把目光对准了张大娘，张友和发话：“老伴，快来给大家讲讲，工作队来了些什么人，乡亲们都等急了。”
    张大娘来到堂屋中央，好像她是一位会议主持人似的：“他们一共来了七个人，有五个男的，还有两个女娃子。”二队的朱忠实有些惊愕：“怎么，还来有女娃子？”
五队的韩富贵说：“你怕她们抓白棉花？”
    三队的王长春干涉道：“你龟儿子又想煽耳朵？”
    六队的毛友三说：“你们别打岔，让张大娘说嘛。”
    张大娘来了劲，摆出了她那老麻雀的架式，侃侃而谈：“五个男的中间有一位中年人，听他们的人叫他甚么队长来着。其中，有一个白面书生，二十多岁年纪，大概是个笔杆子师爷坐堂倌；另外三个是后生小子，有一个好像是河那边的。那两个女娃子，个个都很江湖，我活了这把年纪，还没有看见这么漂亮的,简直是十人看到九人爱，和尚看到牵口袋……”
    张友和立即打断她的话：“你莫把话说邪了嘛，人家要的正经话。”
    “我说，我只按张老二的吩咐：他们初来乍到，还没有锅灶，给他们煮了顿夜饭去。张老二不准我和他们接近，送饭后，我站得远远的。人我倒瞟了几眼，他们之间的话，是说了几句，不过我没听明白。好像在说他们这次来要搞什么斗争。”
    “昨天，我听黄鼠狼龟儿子说，这次运动凶着啦。”三队队长张老二压低声音说：“共产党搞的这次运动，要赛过三五反和反右斗争。”
    朱忠实有些不相信：“他龟儿子在瞎说。天下是共产党的，以前的地主已打倒，几次运动抓了那么多坏人，现在能整谁？”
    张老二名叫张大山，虽然在兄弟辈排行为二，身材却很魁梧，个头在全家算是第一。他是生产队里劳动好手，办事较认真，脾气犟，也是山沟里说一不二的人物。听到朱忠实不以为然，等他话一落口，就开了火：
    “你猪八戒晓得个屁，黄鼠狼的老婆马兰花是公社广播员，全公社出了名的跟屁虫，天天在当官的身边转，得到的消息还有假？”
    “那可不一定。那回她说我们公社有幸福党，也是县上的秘密，不就没那回子事。”
“算了呵，你龟儿子只有去偷白棉花。这次运动，来头不小。一个工作团百多号人，肯定有点名堂。黄鼠狼告诉我说，她老婆讲：‘这次运动要超过土改’。”
    “难道还要枪毙几个人？”朱忠实惊愕地睁大眼睛。
    “你龟儿子要注意，把保管室分剩的谷子拿去嫖婆娘，看把你抓去。”
待邻队的人走后，张二婶拉着张大娘的手说：“大娘，你家老二这回有没有事很难说，他作事太憨了，得罪的人不少，听说这次运动要整干部，你现在被安排给工作队做饭，与他们靠得近，耳朵放尖点，有什么消息给咱通通气。”
    张老二立即干涉他老婆：“不晓得这几天你咋的，总是疑神疑鬼的，我张老二有没有事，我最清楚，犯不着你担心。”
    张大娘立即反对：“老二这话可不对，你不知道你们男人作事只图痛快，家里的女人有多担心。况且，前几年当干部多吃多占免不了的，几个人操纵生产队的各种权利，在老百姓面前耍威风，你就没有？要是你有事，二婶靠谁？儿子女子靠谁？”一席话把张大山说得哑口无言。
张大山的确在有些事情上说不得干净话，不过，他相信自己比邻队的干部要干净得多。至少他没有挪用过公款，更没有贪污盗窃行为，多吃多占的事有那么一点点。至于行事独断，发怒时也动手打过人，会不会因此挨斗，他没有把握，也弄不清楚。所以，能不能在这次运动中求得无事金牌，着实是他的一块心病。
    张友和安慰他：“老二，依我看，风没吹、云没动的，还用不着披蓑衣、戴斗蓬。夜深了，回去睡吧。”
    张老二回到家里，一句话也没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难以入睡。公鸡初鸣的时候，张二婶为他点燃了床头的叶子烟卷。

                                            第二章
    朱忠实回到家里，心里很不是滋味。张大山一席话，使他现在还心惊肉跳。他想：这次上面布置那么大的运动，看来是该他倒霉了。过去搞运动，没有现在这么大的阵势。他曾经参加过清匪反霸、三反五反以及反右斗争，很清楚群众运动卷起的浪潮是十分可怕的。他也曾参加了合作化运动，由于他带头率先组织春光农业生产合作社，受到乡政府表扬。后来，被社员推举、领导认可，当上春光社社长。他也有过历史问题，解放前在国民党二十军内干过中士班长。本来，朱家是这里的大户，他排行老二，本名叫朱长贵。当时的保长是他们大伯朱绍谦，他是不会被拉壮丁去当兵的。凑巧，那天他单身一人去舅家吃喜酒，回家路上碰到军阀杨森的队伍拉夫，抓去挑了两天伙食担子没有跑脱，反而强行当了兵。不过，他很会巴结人，凭他三寸不烂之舌，取信了官长和兵友，很快就混出了人样，当上中士班长，以后又改任司务长管连队伙食。他经常在人群中炫耀他这番经历，所以，当地人后来调侃他，称他“朱总司”“朱中士”。他为了避其讳，干脆就用谐音把名字改成“朱忠实”。解放军包围他们连队时，他趁机逃跑。回到老家后，伪乡长认为他在队伍里扛过枪杆，当过班长，就请他当了忠义军区乡队队副，成了远近出名的朱二哥。他从没有饿过饭，也少参加劳动，体微胖，人家说他有福气，他也说算命先生说他命好。别看他整天耷拉着脑袋，心里头有的是道道，说他是猪相猴心一点不假。他嘴很甜，很会讨女人喜欢。他贪色，由于他在朱家湾是生产队长，他和二队不少妇女关系暧昧，别人常把他叫做猪八戒。他天天在女人堆里泡，家是一贫如洗，便常常拿保管室的粮食去做人情。历次运动中，非但没有因他有历史问题受过挫折，上级和群众还会认为他是真正的贫下中农干部而稳坐钓鱼台。今天晚上，与他的关系一直尚好的张老二，突然冒出那些话来。他想：无风不起浪，莫非我朱忠实这回真的抹不脱，鸡脚神抱蛋——要出鬼。然而，当他一想到白棉花，心中有了主意。她在他的身上得到的好处不少，一有风吹草动，她会挺身而出保护他的，至少不会出卖他。的确，白棉花是他朱忠实信得过的人，他当春光社社长起到二生产队队长，许多事连他老婆都不知道，就是一次没瞒过白棉花。历次运动，凭她白棉花姣好的面容拉上的人缘，为他朱忠实起的作用不小。而今，只要她不讲，其他的人说啥也是没有根据的，工作队就不会去相信那些捕风捉影的话。至于历史问题，过去都没怕过谁，现在还怕谁？但是他必须尽早和白棉花把这个利害关系和应对方法讲清楚，免得事到头不自由。于是，他从床上跳下来，披上衣服，就去找白棉花。
    白棉花，真实的名字叫白淑贞，棉花是她的乳名。民国时，穷人家的子女在未成年前是没取大名的。棉花老家在河南，家里其他人在战乱中都死了，只剩下她父女二人。丙子年大旱，父亲带着她逃难来四川，卖给绸商作丫环。棉花的皮肤很白，从小模样乖巧、秀丽，长大后更是一表人才，绸商把她收作小妾，起名白淑贞。因她出生低贱，根本没有人叫她大名，除了公社的户口簿上写有白淑贞的名字外，大家仍然叫她白棉花。在她十六岁出阁给绸商作妾第二年，父亲说是要回老家祭祖，不幸病死道中。第三年，绸商把产业变现，丢下妻妾去了香港，以后杳无音讯。随后川北解放，军代表才把她从绸商大老婆的肆虐中解救出来，嫁给了老实巴交的佃农苏中友。
    白棉花本来就是穷人出生，嫁给苏中友后，一改商家姨太太的派头，与丈夫在分得的田地上辛勤耕种，日子过得虽然艰苦，但也过得幸福，两口子亲亲热热、相敬如宾。第二年添了个胖小子后，苏中友整天笑容满面，棉花更是乐在心头。春光社成立后，朱家湾的农民们下田种地再不是一家一户的事了，男人妇女在一起劳动，田边地角涌现出一片欢乐。棉花初次见到社长朱忠实，很不好意思，因为社长那一双贼溜溜的眼睛总离不开她的身子。后来，时间一长，也就不以为然了。而朱忠实正当壮年，嘴又甜，常常找机会帮棉花做些事。对于朱忠实没日没夜往自己家里跑，苏中友开始并未反对，苏家在朱家湾是外来佃户，势孤力单，朱二哥是社长，很多情况下都在关照自己。尽管外面传出了许多风言风语，苏中友压根儿不相信，还对人解释说：那是没有的事，人家朱二哥是好人哪。朱忠实千方百计占有棉花身子以后，苏中友仍然蒙在鼓里，直到白棉花拥着朱忠实过夜，把他硬挤到一边去，苏中友才知道这顶绿帽子戴定了。苏中友感到确实得罪不起这位乡村里一手遮天的社长，只好忍气吞声。从此，他整天耷拉着脑袋，在人群中再也抬不起头来。一九五八年，曲水乡取消，实现了公社化，成立了向阳公社，以大队为生产单位。朱家湾的春光社与唐家坝的红旗社和张家坡、王家沟等合编为红旗大队。公社为了体现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普遍办起了公共食堂。那时朱家湾编成三食堂，朱老二也由社长变成了伙食团团长。别小看伙食团长这个职位，可比军队中团长的权要大得多，如同掌握人生死大权的活阎王。那时，伙食团长要是不耐烦，把脚一蹬，你都会打三个惊颤。他说那天扣谁的饭，就是饿死你也吃不成，所以，白棉花一家为了不吃亏，只有巴结他的份。后来，朱忠实干脆天天晚上在白棉花床上过夜，苏中友只能打脱牙齿和血吞。一九五九年以后，连续三年大旱灾，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大面积的粮食欠收，使公共食堂揭不开锅，菜汤饭都煮不出来多的，社员们饿得眼睛里面长星星。社领导提出‘以粮引路，菜当家’的生活方式仍然减少不了因缺营养而得水肿病人的增加速度。苏中友也患上水肿病，白棉花再三求朱忠实帮助过难关，朱忠实利用他表舅在公社粮库当保管员，偷了一包细米糠回来填肚子。饿慌了的苏中友哪见得可吃的，一口气吃了两大碗，到了晚上他觉得心中很难受，就起床来喝了一碗清水。第二天早上，棉花才发现他死在厕所边。当时，朱家湾里曾传出苏中友是朱老二毒死的说词。由于那一年朱家湾死的人太多，没人来理会，过一阵子，也就风平浪静了。说实在的，白棉花的心里对苏中友一直存在着愧疚感，她和朱忠实一样，常常害怕过运动，怕的是有人旧话重提，硬把苏中友的死因搁在他们的头上，那是跳入黄河洗不清的要命事呵！这时，棉花听到了那熟悉的拍门声，知道是朱老二来了。她蹑手蹑脚地起床开门，让朱忠实进入房中。
    她对朱忠实怨言道：“朱老二，你这个死鬼。这几天你跑到哪个婆娘那去了，你知不知道，你好长时间没有进我的房门？”
    朱忠实说：“你闹啥，娃儿呢？”
    “睡了。”
    白棉花知道朱忠实这么晚了来找她，肯定有重要事，也就没有点灯，径直把朱忠实牵进她的卧房。她说：“老二，这么多天了，你摸摸这床是不是冷的？”
    朱忠实说：“棉花，今儿有事，不说那些好吗？”
    “怎么，呆会你还要走？”白棉花惊愕地说。
    “哪个说的我要走嘛。”
    “那好，不走就睡倒再说。”
    朱忠实没有再说什么，随棉花爬上床去。
    朱忠实脱掉面衣，侧着身子面对棉花躺下后，慢慢的把他的话匣子打开：“棉花，你说二哥对你咋样？才几天没来看你，你就生怨气了。其实，二哥心里头一直是惦记着的，如有二心，天打雷劈。”
“谁说你有二心来着。我是说你这号人，狗改不了吃屎，见了漂亮女人魂都要掉了。你骗了我不说，可千万不要去害别人。谁都不愿戴顶绿帽子，好好的一个家庭，被你这个色鬼一搅和，那就惨了，那就没得一天好日子过。”
    “棉花，你咋这样说。在我的心里一直装着你，是不会和别人有啷个的。”说着说着，他扎扎实实亲了棉花一口。
    “就你嘴甜，敷死人不抵命。”
    朱忠实摸了摸棉花的胸脯，那富有弹性的双乳的确动人心弦，然而，此时他的头脑很清醒，立刻想到要和棉花谈正事，于是，翻身坐了起来。棉花问他：“你咋样啦？”
    朱忠实说：“没什么。我对你说，今天社教工作队进村了。”
    “他们进不进村有我们老百姓啥事。”棉花不以为然地说。
    “话不能这么说，棉花，你知道吗，这年头哪个不是从饿死城走出来的，咱们从公共食堂捡回一条命不容易呀。六一年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进行分配后，家家户户的锅里头总算有了煮的，但是，按劳分配的原则，不能违背。你们母子二人是缺劳户，粮食分得少，到了荒月就拉稀。我朱二哥家里也是煮饭不巴锅，到哪里找粮来拉扯你嘞？我只有把保管室分剩的存粮悄悄给你偷来。有时看你们母子饿急了，那打了封皮的储备粮柜子，也被我撬了几回。”
    “你原先从没对我说过，我以为你是用你的那份在帮我。”棉花说着说着，竟哭了起来。“朱二哥，你何必要这样做呵。别看我白棉花孤儿寡母的，当时要知这样的话，饿死也不会要这不明不白的东西。现在好了，只要风一透，全队的人会骂死我的。”
    朱忠实安慰道：“你放心，我自己做的事，我会自个儿解决的。”
    白棉花心里感动万分，自从苏中友走进鬼门关以后，这个男人虽然不是他的丈夫，却一直在承担着她丈夫的担子，就有千般不是她都会原谅他。于是，她说：“朱二哥，我这就向观世音菩萨作揖，保佑你这次运动顺利过关。”又关切地问：“你做那些事时有没有别人看见？”
    “没人看到过。”
    “哪你怕啥？”
    “古人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不过，据我所知，这事别人也只是怀疑，并没有真凭实据。只要棉花你整死不认帐，我们自己不把屎肠子拉出来，其他的人天天检举，也搬不倒我的。”
“朱二哥，你放心，棉花我虽是女流之辈，对事掂量轻重，不会让给任何人的。”
听棉花这么一讲，朱忠实心里暗暗高兴：“真是一个多情多义的女人，我朱老二没白交。”
    “棉花，这几天我的眼皮总跳，肯定有人要利用这次运动修理我。”
    “又犯啥神经？咱朱家湾的天是你老二的，谁敢太岁头上动土。”
    “真是女人见识，现在，工作队来了，这里的天是工作队的。其他的事我不担心，如果有人利用你男人这件事整我，我就是有一百张口也辩不清的。”
    “不会吧，死了男人的苦主是我，我不冤枉你，谁能奈何你。”
“恰恰相反，人家会说我们是奸夫淫妇，共同谋害亲夫。那时，你不但作不了证，还要一起赴法场。”
棉花急了:“我们对苏中友咋啦？他是我男人。天老爷在上，我白棉花可以开肠剖肚，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心是不是红的。”
    朱忠实说：“老天不会说话，苏中友毕竟死了，谁来为我们证明。历史上这样的案子多着啦，官老爷不问清红皂白，一口认定是坏女人和野男人谋害亲夫。若不招供，就大刑伺候，打得皮开肉绽。当事人熬不过时唯求以死解脱，于是画押招供，其结局不死就坐监，不知冤枉了多少人。”
白棉花生来就胆小，听了这席话，伤心地哭了起来：“我是个下贱人，总想好自为之，哪怕受天大的罪，我都不吭一声，只望修个好的来生，不再受人作贱。嫁给苏中友以后，我以为交大运了，却被你这张厚脸皮拉下水。呜……呜，你把我害得好惨……我的福生儿呵，是妈害了你……”
朱忠实顿时慌了手脚，一个劲的安慰：“别哭，棉花，你别哭嘛。如果是哭有用，我来找你干啥。朱二哥对别人不咋样，可对棉花你，我一定负责到底。天垮下来，有我朱忠实一个人顶着，犯不着把你拉进来受罪。”
    “你还有一家人望着，你的老婆孩子能答应？”
    “我会向她们说清楚，桂芳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以前，任何事她都依着我。”
    “不行。丁桂芳是屈服你的拳头。她那个家必须靠你，任何事才由着你。不要说她不会答应，就是她答应，我白棉花也不是木头。我接受了你的瞎搅和，已经对不起她了，你还要她这样，那是天大的罪过。”
    “不这样也行。另有个法子，不知你意下如何？”
    “你要我咋办？”
    “我想，必要的时候，由你找机会那样。”
    “我不干，头次为救福生的命，被你逼得没法子。这次，整死我都不干了。”棉花一想起这事，尤如芒刺在背：那年，区上大胡子书记王兴海来朱家湾检查，见棉花标致，一时心血来潮，要认她作干妹子。棉花把这件事告诉朱忠实，朱忠实说：老鼠和猫不能打亲家，就推辞了。王知道了是朱忠实从中作梗，要处分朱骗领救灾款的事，朱大骇。凑巧，那天福生满周岁，突发高烧，又肤生泡疹。体温升到三十九度半，医生说是出天花。棉花知其利害，把家里唯一的那只鸡卖了，也没付清公社诊所的药费。苏中友一个大男人流着泪四处借款没有着落，急得团团转。棉花只有向社长求援。朱忠实并没有因他和棉花有一腿就爽快答应，只说可以想想法子。其实朱忠实正因大胡子书记抓住他辫子没法应对。又听人说大胡子爱漂亮，苦于难寻。恰巧棉花这时来求他，就妹子长、妹子短的，来了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开始，说甚么棉花也不干。后来，是儿子的病痛和丈夫的泪水打动了她，终于接受了朱忠实的条件。在朱忠实拿钱把小福生送进渝江县医院后，棉花一横心，专程去找大胡子认了干哥，替朱忠实搁平了那件事。以后，朱忠实两次犯事，都是利用棉花去找那位干哥帮他摆平。正因为这样，棉花背上了坏名声。所以，朱忠实一露口风，就被她顶了回去。
    “棉花，我求求你。你知道朱二哥以前对你咋样。过去你有事，我帮忙，现在我有事，你总不会睁眼看我朱老二挨整吧。”朱忠实抽泣起来。
    棉花只得反过来安慰朱忠实。儿子福生起床小解，她们只得静了下来。下半夜的斜月，将朦朦清辉透过篱巴孔，洒在帐头。朱忠实大事已了，立即进入梦乡。棉花的心上如同压上块石头，难以入睡。她抬头望着月光，仿佛看见一线希望。究竟应如何对待朱忠实的事，她还在暗暗地思索着：按理，朱忠实毁了她的清誉，她是恨他的，然而，他又多次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她，她又应感谢他。她无亲无故、力量单薄，实在得罪不起朱忠实。朱忠实对她的好，她一个弱女子能用什么去报答？单是自己，就是再苦一点，也无所谓。但，为了儿子，她确实需要别人的援助，哪怕是有代价的援助。因为，只有儿子，才是她一生唯一能寄托的希望。过去，在她和苏中友心目中，儿子是老天爷给她们赐的福。所以，她们给儿子取名‘福生’。现在，为了她和苏中友两人的这一根独苗苗，要她作任何牺牲，她都会同意；甚至要她下地狱，她也会勇敢地走下去……

    韩富贵从张大娘家出来，踏着月光，向回家的路上走去。翻过一道山梁，遇见上坝六队的弋党员、弋团员两兄弟。韩富贵问道：“你们二人从哪里来？”
韩富贵在家中排行第二，是弋家兄弟的远房亲戚。虽比他二人年轻些，但在弋团员外家的族中居长辈。二人立即说：“二舅，我们有事去找包书记，他推说身子有疾叫老婆回绝了。听虎子娘说，包书记正犯愁嘞。”
    韩富贵有点诧异：“他是一把手，用得着犯啥愁？”
“虎子娘说，今天工作队到了大队办公室门口，就是没进去。虎子娘准备上茶，也被领头的邢队长谢绝了。一把手弄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他对以后的工作咋办，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韩富贵煞有介事地说：“搞运动嘛，任务这么大，谁也不愿把事情搞砸。工作队初来，不熟悉情况。不熟悉情况能轻易相信谁，能大胆依靠谁？还不是要听听风、看看雨。”
“还是二舅聪明。”弋团员一句吹捧，把韩富贵心里吹得乐滋滋的。
“你们找包书记有何事，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你是二舅，这有什么不能讲的。你晓得，我们兄弟背上个富农分子，挨了多少整、受了多少罪。其实，土改时我们的年纪都还尚小，按共产党的政策，是不能给未成年的富农子女划为富农分子的。以前，我们多次请求公社关照，没有结果。我们听说，这回运动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想求包书记多给工作队汇汇报，争取把这顶臭帽子摘掉，我们遭了这么多年冤枉，也该到头了呵”。
“我也听说这次运动有点像二次土改，有可能重新确定农民的阶级成份。只要你们过去没有剥削，现在是规规矩矩的人，共产党是该给你们摘掉那顶臭帽子。但，摘帽子也不是一件简单事，弄不好，会被人诬陷为给反动老子翻案，帽子不但摘不掉，还要再次套牢。”韩富贵以前在部队服役，现在不但是五生产队队长，而且还是红旗大队民兵连长，毕竟当了几天干部，知道的多些，思考问题时就要虑得宽些。
“二舅，我们兄弟二人，一直都在积极争取。你知道，无论是在公社集中劳教，还是在大队监督中改造农田，包括队上，凡是艰苦的、寒冷的、脏的、臭的活，哪一样不是由我们兄弟没得报酬做。我们没敢有任何怨言，是因为我们爹是富农。我们虽然出生在旧社会，但是，解放前是孩子，没有压迫剥削过任何人。解放后，长在红旗下，拥护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但自食其力，还要不停地改造。可是，谁甘心被人长期当坏分子作贱，你说我们冤不冤？。”
    “话是这么说，总得看时机。”韩富贵善意地说：“我劝你们兄弟不要太急了，否则，会适得其反的。”
    韩富贵虽然说的是老实话，但在他们兄弟看来，毕竟是远房舅舅，应该在这件事上帮他们一把。然而，他们从他的话中，听出有不肯为他们解除押羁出力的意思，甚至还有给他们泼冷水的味道。常言说：话不投机六月寒。兄弟俩沉默了好一会，党员才开口说：“山不转路转，路不转河弯，石头也有翻身日，我就不信永远走背时运。”
    韩富贵说：“你们应理解二舅的意思，二舅是怕你们行事草率，错过时机。”
    “多谢二舅关照。”
    他们边说边走，不一会就到了该分路的地方。韩富贵邀他们兄弟二人去他家坐坐，被团员兄弟推辞了，他一人快步走向自家院落的门前。
    他家的门未关，月光照在老屋的门槛上，门槛上坐着一位衣着烂褛的年轻男人，他老婆秀秀站在门后，正和这位男人在讲话。他听见秀秀说：“三只手，工作队已经进村了，该收敛的时候你一定要收敛些。否则，你背了时，你二哥也保不了你。”
    三只手说：“二嫂说得对，这回呀，我饿死也不给二哥找麻烦。”
    “这才是好兄弟嘛。”
    当三只手看见韩富贵时，显得很高兴，他说：“二哥，我总算把你等回来了。”
    “有啥事？”韩富贵问他。
    “好事。一件大大的好事。”三只手故意不往下说，在吊韩富贵胃口。
    “在你身上还有好事？”三只手的话并没有激起韩富贵的好奇心，反而受到了这位年轻队长鄙视。因为韩富贵知道，在他这位堂弟的身上，究竟有多少毫毛。三只手的嘴里没出来多少好话，三只手的手上没做过多少好事。所以，现在他又哪能轻易相信这位不太规矩的堂弟。
三只手，名叫韩万通，是韩富贵幺叔的长子。他并没有长三只手，而是他脑子灵活，手爱乱动。只要他想要摸你的东西，哪怕你睁着眼睛守着，一眨眼功夫你的东西就不见了。他小时候特别聪明，别人做甚么活，一看就会。韩富贵幺叔盼望他长大后精通各种技艺，给他取名韩万通。由于他母亲长期患病，家里很拮据，只上了个小学堂。父亲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没能力改变家景，他还没长大，就挑起维持生计的担子。他认为凡是公家的财物，我也应该有份，不拿白不拿。有时翻了船，被人打得死去活来的，但是，不等伤好他照样偷。干部们叫他浑名三只手，意思称他是贼，没想到后来竟成了他的通用名。不过，他不是懒惰的人，平时总是闲不惯。他手脚灵便，高兴的时候帮人编几只提篮、背篼、撮箕，做几条小木凳之类，又快又好，好像真的比别人多了一只手。由于三只手的名字被人叫顺了口，他也随便答应之。然而，不管他如何努力，贫穷的家依然如故。一家人冬天穿不上布鞋，夏天穿不上衬衣。有时他也很苦恼，别人一掉了东西，只要找不着，就会认为是他所为。他不知道为什么三只手的名声，成了永远洗不掉的疤痕。别人总是生活得好好的，为什么不幸的烟云总在他头上盘旋？这时，他看见堂兄那极不信任的目光，脸上的热情变成了心里的愤怒：“你总以为自己不得了，从来没拿眼皮子角角关照过我这个穷弟弟。我碍着你哪，我妈病得那么凶，我爸都没来求过你。”
    三只手的话，刺透了韩富贵的心。说实话，韩富贵对他幺叔，心里也是常常感到内疚。虽然他是大队民兵连长、支部委员，也是五队队长，掌管着集体的财产，但是，山区农村的社员们，大家都穷得叮当响。幺叔有困难，他家日子也并不好过，能拿什么去帮他？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任何事应该以大家利益摆在前头，哪能用公家的利益来顾自己的叔叔！然而，一想起自己小时，幺叔常背着自己上学堂走在泥泞山路上的情景，对眼前这位堂弟的怜爱，立刻充溢了心间。于是，他换了口气说：“大弟，你有事就说嘛。”
    “二哥，今晚黑黄树良把我和天爷、虎子、幺天棒、二癞子几个年轻人找去谈话，说大队准备成立农科队。”
    “我没听说过。即或成立，他把你们找去干啥？”
“他说，我们都是各生产队来的年轻人，思想单纯，有文化知识……”
三只手话未说完，就被韩富贵打断：“你们都算有知识，天大的笑话。”
“又小看人了。我们总比没进过牛圈门的山猪强。”
    “他还说了些甚么？”
    “他说，我们这些人，光着身子无羁绊，是成立农科队的上等材料。”
    “他这话说得勉强对。他说过何时组建，谁负责，何处领报酬没有？”
    “他说，这是新鲜事物，待工作队批准后立即组建。总负责人由他兼任，”三只手露出一副得意相：“黄大队长对我真好，他叫我作农科队队副，让我也出回风头，捞个干部当几天。那时，每月八块人民币在大队照拿不误，我韩万通去哪里找这件好事。”
    “大弟，哥劝你别太天真了。黄树良给你们说的话，是私下交谈，大队和支委并未开会商量，算不得数的。或者是商量过，在没有形成决定前，都当不得真的。”
韩富贵的话，把三只手推到了爪洼国。但是，他不相信：“他是红旗大队的大队长，说了的话，肯定要算数。”这时，他从怀里掏出一包蓝雁烟，在韩富贵眼前一晃，抽出一支递给韩富贵：“二哥，你抽一支尝尝。这是今晚黄大队长给我们发的，每人一包。他鼓励我们跟着他好好干，我想，不一定别人的老祖坟才能长白蚁……”
    韩富贵抽着香烟，口中吐出团团烟雾。他看见弟弟那欢喜劲，想笑，却笑不出来。他只能顺着弟弟说些模棱两可的话。最后，语重心长告诫道：“大弟，你很单纯，今后，包括我在内，对任何人也不可轻信。至于你讲的好事，但愿如此。不过，天上不会无缘无故掉下个馅饼。黄树良的浑名叫黄鼠狼，‘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和他交往，你可要当心点。”
    韩万通心急火燎地把这件可喜的事告诉他二哥，满以为能博得韩富贵的赞许，却被韩富贵回了几句不中他听的话，如同被泼了瓢冷水。他还想申辩几句，因月已西沉，只得讪讪离去。

    黄树良送走三只手、幺天棒一伙年轻人，心中特别高兴：包富呀、包富，我黄树良在你胯下的日子应该到头了。今天，你在工作队面前那张马脸，以为我是根木头，不知道。你把老子当猴耍，我黄树良可不是任人摆布的洋娃娃。你一个残废人，凭啥在我头上作威作福？老子栽秧子、打谷子、犁干田、担稀粪，样样都能干；大队干部出工我从没落后；开会、下队检查，大队的许多工作都是我黄树良挑起的。我们每月领二百多分补助，你每月领那么多票子，一家子还要吃我们这么多低价粮。凭啥，我们要养你这个活老人？公社袁书记派你来当我们的头，我把你往头上顶。你耍安逸了，吃饱了饭不晓得放碗，还要在我们头上拉屎。这回来了工作组，要搞那么大的运动，群众发动起来后，一定要把你撵回老家去。他一想到这里，禁不住笑出声来：“嘿、骑驴看书，咱们走着瞧，我就不相信红旗大队甩不掉这件包袱。我已经给你准备有好果子，让你慢慢地吃。”
    黄树良他回到寝室内，没有像往常那样，立即躺在床上倒头就睡。因为他完成了一件团结包括幺天棒一类人的大事，兴奋消除了埋藏心中已久的愤懑，也驱走了所有的睡意。他从上衣的口袋里掏出黄桷树牌香烟，抽出一支悠哉游哉地放在鼻头闻一会，再从抽桌的煤油灯的火苗上点燃，贪婪地吸上几口。一团团烟雾在他周围慢慢散开，充斥了小小的寝室空间。这后，他反复地思考着工作队进村后他应该作的事。他今年三十二岁了，只比包富小五岁。与包富相比，包富简直像一个老头子，糟透了的身体还失去了右臂。而他四肢发达、身强力壮，如同二十来岁的大小伙。一九五三年，他在渝江县中学高中部毕业，在县城帮父亲经营干货铺。五五年合作化高潮时，他老家大云山韩家寨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曲水乡政府派人把他找回出任红旗社会计。当时，他是周围几个社文化水平最高的人，工作极积，做事认真负责，年年评上先进，曲水乡党总支很快培养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八年公社化，春光、红旗社合并为红旗大队，他当上大队长至今。他有一位发妻，久久不育，五九年灾荒病死时，没有给他留下拖累。同年，他的家由韩家寨迁到了自然条件好的上坝。他第二任妻子叫马兰花，是六０年从邻县流浪来的，身体虽弱，却十分漂亮，读过初中，会讲普通话，也很会巴结人。她比他小十一岁，他是大队长，好心人给他俩撮合，所以一拍即成。马兰花与黄树良结婚第二年，公社办起广播站。公社几位领导考查广播员人选时，认为马兰花已结婚，不但人才标致，而且会讲普通话，又是红旗大队大队长的妻子，比那些没有结过婚的女孩子出得众，不会因耍男朋友影响工作，使她得从几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这在全公社社员的眼中，真正是羡慕得不得了。但这事对黄树良来说，有喜也有忧。他觉得：凭他的工作能力，早就该上调公社任职了，可是，他至今仍在原地踏步，还是个大队长，顶多兼个支部副书记。没有越过支部书记这一关，又怎么上得去。所以，他在这次运动中，应该充分利马兰花善于迎奉上司、人缘较好，以及她在公社消息灵通的条件，进一步争取政治上的进步。
    当黄树良倦意袭来时，门被敲响了。他问：“是谁？”
    “是我。”
    回答的声音很清脆，黄树良一听马上来了精神。他万万没想到妻子马兰花会在这么晚了，还从五里远的公社办公处回来。于是，快步前去把房门打开，将妻子迎进室内。
    “啥时候了，你还回来。”
    “几天没有回来看你了，怪想的。”
    “那也犯不着走夜路嘛。一个女人家走这么远的路，怕不安全。”
    “今晚月光明亮，鬼都不敢出来，怕啥？”
    “那你明天早上的广播咋办？”
    “这几天，社教运动才开始，公社干部谁都不再在广播室发号施令，我们大多转播中央台节目，没有新增内容。况且早上的广播只有半个小时，我已找总机小李代班，不碍事。”
    “我的乖乖，以后不必这样了，这样会让我担心死的。”
    黄树良的关爱立即热了马兰花的心，她的脸上涌现出无限柔情。她说：“老黄，我累了，咱们睡罢。”
    黄树良高兴地一把搂住妻子，把她抱上了床。
    天没亮，几声重重的拍门声把他们从睡梦中惊醒。
    黄树良吩咐妻子再睡一会，自己穿上衣服，走出门去。
    门前站着一男一女，男的是唐家祠堂边住的小虎，女的是他的母亲。
西天的落月照在他们脸上，把一脸的焦急全映在黄树良迷朦的眼中。他问：“虎子，有啥事，不用着急，慢慢说。”
    虎子娘说：“大队长嘞，不好了。”
    这句话被睡在床上的马兰花听见了，心里马上来了气，暗骂道：“活见鬼，大队长没得啥不好，你天没亮就来烦人，才真她妈的不好。”
    虎子听他娘没说清楚，急忙补充：“包书记快不行了。大队长，你快想个办法。”
    “他咋啦？”黄树良惊奇地问。
    “听他老婆半头房子(浑名)说，半夜晚他突然称心口痛，一个劲地叫唤，刚才叫得更凶，人已曲成一团。”
    “怎么不去公社诊所？”
    “她是瞎了一只眼的妇道人家，儿子又那么小，哪弄得去？所以，准备坚持天亮后去。可是，包书记的呻吟声已渐微弱，人像散了架似的曲卷在床上，眼看快不行了。半头房子六神无主，只一个劲地哭。我娘听到哭声，叫我同她一起去看。哪知人都那个样子了，所以，只有跑来找你拿主意。”
这时，马兰花来到门边插话：“祠堂边那么多社员，请两个人抬到诊所去不就行了。”
虎子娘说：“进诊所要带上钱啦，半头房子说她没得，大队的财务上能不能先垫起？”
    “你叫生产队先借点不行？”又是马兰花的声音。
    虎子说：“生产队没有钱，前天去买了化肥，差款还是在四队二算盘(四队财务张友才浑名)那借的。”
    黄树良说：“不要废话了，救人要紧。虎子，你去找唐麻元，就说我安排的，叫他两弟兄马上把包书记抬到公社诊所去，我随后就到。”
    虎子与他娘一阵风似的走了，马兰花立即干涉她丈夫：“你疯了，你以为你是财神爷？你在哪找钱去？”
    “兰花，我正要给你商量，我们在信用社的存折里还有八十多元钱，是不是借出来点……”
没等黄树良说完，马兰花火了：“那是我牙缝里省出来给我们儿子上幼儿园的。要借，就把你的钱借给他。”
    “兰花，你明知我是个农民，没有存过钱。你就行行好，算我借你的，行吗？”
    “这个家反正是你的，你要咋样就咋样，我也管不了。”马兰花气话说过，头不梳，脸不洗，穿上衣服就回公社广播站去了。
    黄树良楞在那里，心里头很不是滋味。昨天，他还认为：包富是挡在他前面的一座山，是红旗大队的包袱，必须竭尽全力地甩掉它。今天，他得了重病，命悬一线，我应该想尽办法去救他。如果在包书记危难中不但无动于衷，反而落井下石那是人所不齿的。因此，他顾不得老婆反对，立即从床头柜的抽屉里取出那张存折，就去追赶抬包富上诊所的唐麻元兄弟。

                                            第十章
    上午，工作队员在邢队长的召集下，开了总结工作会议。任俊贤奉命到工作团去汇报工作队前期工作，因而会议的主持人只有邢由权一人。先由罗兴和石玉春分别谈昨天晚上的两个会场的开会情况。罗兴说：“昨天晚上在二生产队开的二、三生产队联会，有点事与愿违，开得很不理想。我们犯了急功近利、仓促上阵的错误。不应该在贫下中农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的时候，就盲目进行对敌斗争与对走资派的批判。致使好好的一个会被朱忠实搅了场，开不下去。不过，在我个人看来，对地、富、反、坏的斗争，群众心中的大方向是明确的，容易开展。对朱忠实这样的老泥鳅，以前又把持生产队政权那么多年，大多数贫下中农还是心存顾忌的。有些人背后议论有余，真要他站出来揭发和面对面的批斗，还没有那个勇气。不少的人还在看秧水。……”
    朱小兰知道罗兴的话和所指的事，心里不是滋味，她说：“你负责的三生产队也好不了那里去，不要以为二生产队朱忠实把场搅了，就可以将我们的工作全盘否定，三生产队也不是被老贫农王宗宽横插一杠子，弄得大家差一点下不了台。”
    罗兴立即反驳：“在会上批斗朱忠实是你们提出的，如果事前把材料落到实处，把知情人真正发动起，我相信昨晚的会不会开成那个样子。”
“你以为你比任队长能干。我告诉你，朱忠实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他不是一块豆腐，在谁的手里都是一块烫手的山芋！”
    邢队长不能让他俩这样没完没了地争论下去，这不但与事无补，而且还会影响同志间的关系。于是打断罗、朱二人的话说：“好了，你们两位都不要再讲了。我们今天的总结，是总结经验教训，只讲事实。大家都不要横挑鼻子、竖挑眼的。现在，由石玉春同志谈在六生产队召开的一、六两队联会情况。”
    石玉春说：“昨晚我们的会议进展顺利，贫下中农社员发言涌跃，六生产队干部多吃多占、贪污盗窃、打人骂人等问题在群众的检举揭发中，进一步得到落实。在对地、富、反、坏的批斗中，群情激愤，地主分子谭思成乖乖投降。能达到这个效果主要有三条，一是邢队长对火候掌握得好。二是认真实行了工作队、大队干部（主要是党支部领导）、贫下中农协会三结合。三是依靠了贫下中农协会和政宣队的青年，实现了事前摸底深透，事中目标明确，事后安排得当……”
    邢由权说：“前面两位同志的总结，我认为都是比较客观的。两个会说明了一个问题，不依靠我们的年轻人，就不能充分发挥和利用活力。不依靠贫下中农，就不能把我们的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因为年轻人才有那一股子冲劲，贫下中农是知情人，有些还是亲身经历者。值得我们今后注意的是，不能在没有充分准备、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盲目召开类似二生产队那样的会议。我们要用政治工作开路，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教唱革命歌曲作为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只有让大多数贫下中农和我们站在一条线上，我们才能完成上级党委交给我们的任务。”他看了看手表，时针已指向十点一刻，点燃了手中的黄果树牌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说：“目前，红旗大队四清与四不清的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我们的每一位队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接下来，王翌琴把昨天晚上烈属喻碧光去世的经过告诉了他，他说：“你们做了一件很好的工作，尤其是你们动了脑子，让朱小兰充当她的孙女，使老人家得以放心离去，给我们工作队在群众中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我这个工作队长，得好好感谢你们。至于，老人的遗物，我们也用不着去动它，现在仍由朱小兰这个准孙女保管吧。我和任队长的事很多，王翌琴负责清点一下。一定不能搞掉了，今后找到赵兰时，一定要物归原主。如果大家没有其他的事，今天的会就开在这里。你们要把各自的工作计划筹措筹措。”
    散会后，朱小兰和王翌琴回到寝室，把那方陈旧的白花绸手帕打开。王翌琴看到里面有一只白银戒指，宽边上带着一方印章，上面刻着她丈夫赵青的名字。还有一只朱雀银簪，过去平常人家妇女的头饰之物，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压在下面有一张折成豆腐干的纸片，纸片的左上角写着一个叫韩大川的人名。中间画了一串红花，花的上面有无数个未封口的圆圈，旁边放着一把小刀。她俩对这两件遗物，左看右看，百思不得其解。再看那方手帕，仿佛经人绘制过。仔细观察，虽然早已退色，仍然可以认出中间绣的是一株兰花，旁边还有两行诗句。王翌琴看罢简简单单的三两样东西说：“小兰，你再看看，没一点价值，老人家为什么如此珍藏呢？”
    “我也不知道。不过，她既然郑重其事地收藏着，总有其目的。我想，她的孙女赵兰一定知道。”
王翌琴向朱小兰建议：“反正没事，去把石玉春找来研究研究。”
朱小兰说：“琴姐，还是你去吧，你和他是同学，好说话些。”
    “你这个鬼丫头。”
    王翌琴很快把石玉春叫到她们住的屋子里。石玉春从来对问题善于思考，所以，在学校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又因他做事认真，爱帮助人，善于团结老师和同学，大家都尊重他，选他作了毕业班的班长。他看后，琢磨了老半天说：“你们看，这方手帕，天然白蚕丝织料。虽已陈旧得失去原有的光泽，我可以说，先前一定洁白无瑕。中间绣的那株兰花，可能是老太太年轻时的名字与兰花有关，绣在中间，可以理解成中心是兰，也可理解成忠心为兰，还可以理解为钟情兰花。男女双方都可用之，其寓意相当深远。”他指着手帕上那两行诗句说：“不知你们细读过这两行诗没有？”
    王翌琴赧颜地答道：“还来不及仔细研读。”
    石玉春道：“这就是你们的疏忽，所以你们无法分析和定论。你们看看，这是一首咏兰花的诗：
    淡种幽兰四五茎，疏帘底事太无情。
    可能不作凉风叶，护得幽香到晚清。
    这仿佛是宋代文豪朱熹的名作，诗中展示了作者身处逆境仍持名节而不屈的大无畏精神，作者为兰花挂上帘子来防备它受到凉风侵袭的情节，暗示了他为护花的良苦用心。我认为：和那白银戒指一样，这有可能是老人家青春时与她爱人赵青的情物，因为戒指印章上镌的是赵青的名字，又以白银制就，它象征着纯洁的爱情。前者可能是赵青送给老人的定情之物，后者可能既是喻碧光赠给赵青的情物，又是烈士赵青在就义前留给喻碧光老人的遗物，其中含有暗示。否则，老人家是不会把它看得那么重要的。至于那只朱雀银簪嘛，看似普通妇女头饰之物，其实不然。老人家把它珍藏着，也一定有她的用意。我看不妨有三：一是一位特殊女人的头饰，包括至亲至爱的人；二是这位特殊女人送给她的头饰，也包括至亲至爱的人；三是作为特殊用途。究竟何用，我们现在不得而知。还有纸片上的名字和画，主人既然把它作为极为重要的物件保存下来，一定有它的含义。但我们可以猜测的是，所记录的此人一定与画上的那串红花和刀子有关。现在不能明白的是，此花是不是被女主人视为毒物，而刀子，有可能害人，是将人比喻成刀子，还是把花比喻成刀子，由于没有其它材料辅证，也无法定论。”
    石玉春的一番细致入微地分析，使王翌琴和朱小兰二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她们汗颜自己为什么就没有想到这些方面呢，王翌琴认为：除了自己社会阅历浅薄外，头脑中的智慧比起石玉春来，似乎要差一大截。朱小兰却认为自己有些傻，往往遇到问题时，脑子里就象装满了乒乓一样。不过，在她们的心里都对石玉春进一步加深了认识，认为他是一个聪明能干、能拿主意的人。
    朱小兰问：“我们如何处置这些东西呢？”
    王翌琴道：“还是按照邢队长的安排，小兰现在好好地保存着。等今后找到了赵兰时，再交给她，她才是老人遗物的主人呵！”
    石玉春给她们俩建议：“朱小兰一直生活在乡村，对外面的情况很不熟悉。琴姐是城里人，父亲过去经商，人缘广。我看，还是由她负责对赵兰联系吧。”
    朱小兰很高兴，她说：“好，我同意这个分工。”
    王翌琴却不依，她对石玉春说：“你是男同志，对外比我们女同志好出面些。为啥不由你去打听和联系？”
    石玉春反驳道：“那赵兰不也是女同志，我是男同志，你不去打听，反而要我这个男同志去打听，难道就方便了？平白无故地去找她，人家问我是她的啥人。”
    朱小兰说：“我们三个人都是这件事的接触者，如同栓在一条绳上的蚂蚱，谁也别想偷奸耍滑。我看，就由你们俩共同负责那件事吧。”
    王翌琴听到朱小兰说石玉春和她是‘你们俩’心里一惊，随之渐渐地发起热来。

    任俊贤从社教工作团汇报工作回来，带回了上级党委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同时，领回了一本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他在工作队内部会议上作了《以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掀起四清运动新高潮》的发言。尤其提到了学“毛著”，唱“语录歌”的重要性,邢由权队长把总结会的内容与他交换了意见，二人决定，今后的工作，从组织大家学习“毛著”、教唱“语录歌”入手，进一步把贫下中农的政治思想觉悟提高，形成一种政治态势，再组织干部洗澡下楼，最后才开展对敌斗争。当务之急是抓紧学习“毛著”，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理论武器。工作队为了把这项工作突击上去，便从回乡知识青年中抽调了几名积极分子参加到工作队里来。大队政宣队的唐毓琼和毛兰香作为首选之列。
    按照工作队的指示，无论在会议前，还是在劳动中，都加入了宣读毛主席语录和教唱语录歌的内容。过去，社员生产劳动中途休息，不是吹牛，就是谈天。现在，中途休息，不是将锄把当凳子，围坐在一块听政宣队或贫协中有文化的社员读毛主席语录，就是由工作队员或政宣队女队员教唱毛主席语录歌。当大家劳累后，唱一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首语录歌，还真来神。一下把社员们从疲劳中亢奋起来，恢复了做工的元气。当生产队干部受到贫协与社员责问，当事人认为过头或与事实有差距，产生顶牛现象时，无论是在会议中，还是其他场合，只要向他宣读一首毛主席语录：“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只要你说得对，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当事人坚持己见，不放弃观点、改正错误，甚至不服气时，给他诵读一首毛主席语录“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他就会顿觉汗颜，接受批评乃至斗争。后来，有人建议，为了方便大家学习，把毛主席语录写在木牌或纸板上，社员上工可顺便携带到任一工地学习。任俊贤副队长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还可以同时起到帮助不识字农民扫盲的效果。于是，他和邢队长把大队和各生产队的贫协成员召集起来，将这件既经济又方便的事，发动社员群众人人动手制办。而今红旗大队无论是田边地角、门前屋后，都有毛主席语录可读。地、富农和己经初定的四不清干部，被人在门上贴了毛主席论对敌专政的语录，更觉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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