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忧患意识与生命向力

    许多作家都说自己：生于乱世，长于忧患。
    一般来说,这句话不无道理,犹如另一句话:国家不幸诗家幸。国家的不幸,人民生活的痛苦与颠沛流离,甚至战争带来的巨大痛苦与灾难,都使身在其中的诗人、文学家、作家亲身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担忧和焦虑，使他们用自己的笔，把这种忧患意识表达出来。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随着国家的兴衰分合，这种忧患意识中产生的文学，始终伴随着中国五千年文明史而存在，发展，并且成为中华民族文学的一种传统。
    当然，它的发生、发展与深化，也有它自身的历程。
    应该说，人类的忧患意识是与生俱来的，只要有生命存在，就有对生命的威胁；有威胁，就会产生忧患，重要的是，对这种忧患的理解、态度和诠释。在原始社会，人类对于大自然有一种神秘的恐惧，霹雳、闪电、洪水等等自然现象，他们只能理解为天意。于是，在天人之间的巫便应运而生，有了祭祀天神的诗歌及舞蹈。而这些祭祀的诗歌及舞蹈中，则充满了恐惧、喜悦、痛苦、忧愁、乞求、哀告等等复杂内容，有时展现的甚至是日常生活、劳动中，突然巨大的灾难来临，这种灾难当然是预期和摸拟的，它意在告诉人们要防止灾难的发生，传达的，则是一种巨大的忧患意识。
    随着人类告别蒙昧无知的时代，人类对自然现象有了一定的认识，但也伴随着人类自身的进步与发展，私有制的产生，这种忧患意识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重了。除了对自然危害的忧患，又增加了对自身存在的社会环境条件的忧患，而且忧患是双向的，那就是所谓的忧国忧民。忧国，是因为个人、家庭的命运，由于封建分封时代诸侯国家的存在，个人、家庭的命运，已经与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这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特别突出，也正是春秋战国时代为什么思想、文学艺术特别发达，出现了诸子百家的重要原因。一些思想家、文学家，出于忧国忧民的考虑，纷纷写出各种思想、政治、军事、文学著作，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而由于诸侯争霸形成的人才竞争环境，又为其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纵观诸子百家的著作，大多还是源于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例如，孔子曾明确提出文以载道，主张为文的目的就是要入世，要利国利民。他主张仁，礼，并为此周游列国，目的还是出于对世事的忧患，希望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孔孟之道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紧紧地把国家和个人、家庭联在一起，并告诫统治者，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正所谓后人所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而同时他们亦告诫平民百姓、知识分子，要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正所谓后人所说，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种思想理论熏陶下产生、发展的文化与文学，不仅从理论上，甚至从生活、道德、伦理中潜移默化，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作家一开始就具有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文学传统，他们的诗词歌赋，文学传统，无不贯穿了这种忧国忧民的文学传统。而在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则是屈原。
    强烈的忧患意识，始终贯穿于中国文学传统之中，举凡类如《史记》《汉书》《三国志》，包括我们的文学名著，类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红楼梦》等以及唐宋诗词中，尤其是李白、杜甫、陆游、辛弃疾，以及豪放派、边塞诗中，无不充满着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忧患意识。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军事家、思想家、作家诸葛亮，他的名篇《隆中对》和《出师表》，可以说不仅是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见证，也是充满强烈忧患意识的代表之作深深的震撼人心，传达出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与生命向力，所以到今仍被人千古传颂。
    当然，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诗人杜甫，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杜甫（公元712—770年），字予美，自号少陵野老，因任工部校检郎，而又被称做杜工部。河南巩县人，生活在唐朝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一生坎坷，终不得志。因其在诗歌创作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而被誉为“诗圣”，诗作流传至今约1400多首。公元759年暮冬，杜甫因避安史之乱流亡到成都；次年春，在友人的帮助下于风景秀丽的浣花溪畔盖起了一座茅屋，便是他诗中提到的“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的成都草堂。他在这里先后居住了将近四年，留下诗作240余首，如《春夜喜雨》、《蜀相》、《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名篇。杜甫的“三史”“三别”不仅表达了他强烈的忧患意识，也表达了他作为一个接近平民的作家对人民寄予的深切同情，他那“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句，则正是作为作家的一种忧患意识的最高升华，达到了一种高尚的思想境界。
    当然，许多旧文人、作家、知识分子，在生死关头，如明代翟式耜所说：“已拼薄命付危疆，生死关头岂待商”犹如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他们为了国家民族，可以义无反顾地慷慨高歌，走向死亡。诚如曹植所说：“忧国忘家，捐躯济难，忠臣之志也”，但更多地还是希望如辛弃疾所说：“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当然，这只是他的一种良好愿望，凭心而论，无论是辛弃疾还是陆游，他们都谈不上赫赫战功，也并未了却君王天下事，陆游至死还嘱咐儿子，当有一天收复失地时，“家祭无忘告乃翁”，相反，倒是他们那些充满强烈忧患意识，抒写的悲愤激烈、悲壮动人的诗篇，成了千古绝唱。不过，也有战功赫赫的，那就是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岳飞。岳飞本来可以收复失地，却不幸死于风波亭，他的悲愤自然溢于言表，一首《满江红》令人荡气回肠：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恐怕这就不仅仅是忧患意识，而是充满着悲愤与抗争的呐喊，正所谓的悲愤出诗人了。
    岳飞、辛弃疾、陆游，他们的忧患意识与悲愤是直接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诗言志，也有一些诗人在自己的创作中呈现出一种自然流露，如李白在《粱甫吟》中说：“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虽然皇上看不见我的一片诚心，但我仍象杞人忧天那样为国家担忧。而具有“坐将赤热忧天下，安得清风借我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是中国文学传统中忧患意识的传承与反映，这种传统的忧患意识，无不渗透于中国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的文学作品之中，成为了中国文学最具传统特色的忧患意识。
    这种忧患意识的传统，也一直延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
    五四运动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救亡图存的群众运动，强烈的内忧外患迫使国人思索奋起，运动持续而深入，由此引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产生了诸如鲁迅、郭沫若、戴望舒、徐志摩、瞿秋白、胡适等著名作家，诗人，而更重要的是，由此诞生了中国的新文学，他们都是新文学的奠基人。由于新文学本身恰是“生于乱世，长于忧患”，所以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充满了浓烈的忧患意识。
    鲁迅、郭沫若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开创的现当代文学，以及承前启后继承发扬的中国文学中的忧患意识传统，在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民主主义中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也涌现出了一大批充满忧患意识，力图为繁荣复兴中国文学的优秀作家，并为现当代文学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就是巴金、茅盾、沈从文、钱钟书、沙汀、艾芜等等。
    在新中国第一批有才华的青年作家王蒙、张贤亮、刘绍裳等人中，他们几乎都承受了太多的苦难，流放、劳动改造，甚至被判刑，当着犯人对待。但是，他们似乎始终没有放弃，尤其是他们对信仰的坚定和始终对自身的坚信，让人感到十分执著，或许，也正因为这种执著，使他们从艰难困苦中挺了过来，反而成就了他们的作家地位。
    承受苦难，理解苦难，释放苦难，超越苦难，似乎就是他们走过的心路历程。而在他们身上，似乎也更多地具有忧患意识的文学传统。他们曾感受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文以载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位卑未敢忘忧国”“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文学传统的熏陶，又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亲身参与和体验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时代浪潮，因此，在承袭文学传统的基础上，接受了共产主义的信念，铸造就了他们的坚强品格和信念。因此，虽然他们身处逆境，甚至蒙受巨大的冤屈与打击，甚至被丢进牢房，身心受到巨大的折磨与打击，但却始终无法动摇他们的信念，而这种意志力，正是源于他们坚定不移地相信的具有忧患意识的中国文学传统，只有具备了这种文学传统精神，他们才可能历练苦难和超越苦难，成为真正的作家。
    所谓生命向力，就是忧患意识和苦难经历催生的，对生命本质意义的超越和升华，具有探索社会发展前途和实践意义的先进文化的代表性。同时它又具有顽强的意志力和顽强的生命力，它支撑起了他们的精神追求，使他们始终相信苦难终会过去，冤屈终会辩白，而事实和社会发展则印证了他们的信念。这也正是传统文学中忧患意识的一种承袭，同时，也是人文主义的胜利，是一种文学精神从精神上铸就和保护了作家，使他们能在生死关头和危难之中选择了生命。而正是这种生命的延续，使日后他们成为作家后，写出了无数优秀的作品，超越了苦难而在精神上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升华。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一批有代表性的作家王蒙等人，为什么沉重的苦难没有压垮王蒙等作家，是因为王蒙他们带着一种深厚的民族忧患意识从象牙塔中来到了民间，抱着向人民学习和对苦难历练的思想和经历，以一个作家的视野和经历有目的和有意识地把历练苦难当作了体验生活，这使他获得了丰富的生活源泉，成了他日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也培养和造就他的创作成就而具备了丰富的条件。苦难没有使他绝望和自杀，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使他超越了苦难，也超越了自我，这就是他为什么能成为一个胸怀全局的作家的原因，也是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和在苦难中历练已获得精神升华的重要传统的承续。
    当然，这样的知识分子和承续这种忧患意识传统的知识分子及作家，也并非王蒙一人，还有很多很多。丁玲、张贤亮、刘绍裳等人就是代表。
    丁玲的道路则显得尤为特殊，她是一个布尔乔亚似的小知识分子，曾经以《沙菲女士的日记》闻名文坛。她有进步思想，1933年遭国民党逮捕，经过一些折磨，三年后投奔陕北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期间，她组织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参加抗战；在解放战争期间深入农村参加土改，潜心创作，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由一个布尔乔亚似的小知识分子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全国解放后，党对她委以重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讲习所所长、《文艺报》主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她还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并多次被派出国访问。这说明从延安整风以来，她在创作上工作上可以说大有建树，是当时有重大影响的一位作家。丁玲的作品，周扬曾誉为是以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观点来描写农民的。他还称赞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在毛泽东的文艺方针的指导下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新的巨大的成就中优秀的作品”。不料，时隔一年多，却批判这个曾被为创作了“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优秀作品”的作家的“反党活动”，到底因为什么呢？这些都是极左思潮所造就的。但是，丁玲无论是在被批判与逆境中，都没有消沉。作为一个作家，她历尽苦难，却没有沉沦，始终抱着坚定的信念，对革命，对抗战，对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无论是从思想和行动上，都自觉地贴近生活和人民群众，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也正是这种自觉的行为，使她和思想意识得到了升华，她的作品也得到了升华。中华民族是在苦难和忧患中诞生的，在此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氛围中发展和成长起来的中国文学，与生俱来就具有强烈而深沉的忧患内蕴。丁玲亲身感受了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从一个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成为一个革命作家，写出了无产阶级的代表作《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就是因为承续了这种忧患意识的传统，而且在经历了巨大忧患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她变得十分坚强而成熟，虽然遭到右派等不公正待遇和长达十余年的流放，仍意志坚定，信仰明确，可以说，作为一个作家的生存体验使她在承受痛苦中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向力，而她坚持的文化方向也由于共产党代表着的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具有了先进文化的典型性、坚定性和目的性，使她始终站在了时代的前列。
    这也是她在民族危亡的救亡的忧患意识与生活体验，苦难历练中作为一个党员作家在忧患体验中获得的生命向力使其具有的革命坚定性，这种坚定性，正代表一种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他们的道路虽然不同，却殊途同归，这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他们承袭了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传统，接受了先进的革命理论的熏陶，使他们具有了良好的精神和心理素质，在艰难困苦，甚至打入牢狱，也没有失去信仰和信念，从而使自己超越苦难，得到思想意识的升华。他们的文学创作是由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经过痛苦历练，不断地通过对生活、个人、社会前途所作的理性思考，实现了自己的思想意识的超越并上升到理论上来进行认识和实践，从而实现了自己的飞跃和升华，获得了理论上的支持，找到了理论的支撑点，也因此找到了信念并从信念中获得了顽强生存下去的理想，从而具有了顽强的生命力，最终支撑他走过了文革十年那长长的苦难与黑暗，并成功地进行了文学创作实践，也使他的作品具有了代表先进文化的代表性和先进性。
    当然，新中国这一批后来的新时期成为文学主流，代表先进文化的新中国第一批青年作家，他们的出现和成长也源于中华民族文学的忧患意识，无不渗透于中国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的文学作品之中，成为了中国文学中最具传统特色的忧患意识。鲁迅、郭沫若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开创的现当代文学，又承前启后继承发扬的中国文学中的忧患意识传统，在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巴金、茅盾、沈从文、沙汀、艾芜等又进行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为现当代文学作出了杰出贡献，新中国的第一批作家，则正是在继承发扬这种传统的基础上成长成熟起来的。而新中国这一批后来在新时期成为文学主流，经过党培养、痛苦历练的优秀作家及作品代表着先进文化方向。
    先进的文学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通常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作为社会意识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对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和作用。历史证明，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巨大作用，先进的文化推动社会发展，落后的文化阻碍社会发展。而代表先进文化的作家及作品，由于他的先进性和作品呈现的顽强的生命力，作为社会意识的文化，中国先进文化是大力弘扬这个主旋律的；是坚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使文化发展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时代特色的；是坚持文化的大众化，不断满足群众多方面、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的。而王蒙等一批作家创作的作品，则正是满足这种需求。从而也使他们的作品获得了顽强而持久的生命力，成为了先进文化的代表，引领时代潮流，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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